弗雷德里克·怀斯曼:我努力使我的电影看起来很美


      今天向各位读者介绍的是弗雷德里克·怀斯曼(Frederick Wiseman),他生于1930年,在耶鲁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。其后在巴黎做开业律师,再回到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法律。怀斯曼转入电影行业是1964年,但并不是做纪录片,而是在一个故事片里做制片。

      怀斯曼第一次拍摄纪录片是在1967年,片名叫《提提卡蠢事》(Titicut Follies,亦被译为《提提卡失序记事》),公映即获得成功,在德国曼海姆电影节上获纪录片大奖。40年来,怀斯曼拍摄制作有三十余部纪录片,而且都在国际影展上获得奖项或赞誉,像美国的“艾美奖”就得过三次。

   怀斯曼作品的总体风格是以美国的各种机构为题,“用镜头解剖各种机构与人的关系,并展示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综观”。例如《提提卡蠢事》展示了囚犯的境遇,《芭蕾》关注的是艺术世界,《福利》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同情。


▲ 受访/怀斯曼(Frederick Wiseman)

纪录片是从剪辑中得到。我的影片拍摄往往只要花上6至8周就可以完成,但是我要花差不多1年时间去剪辑。我必须仔细研究所有素材、尝试各种剪辑可能,最终找到一个好的焦点和节奏。———怀斯曼

“公正”而不是“客观”

周浩:您得过无数的荣誉,有时被当作“神”,但现在的美国已经很少有人采用您的方法拍片,您的方法过时了吗?

怀斯曼:我不太看电影,我不知道。我也不关注(在乎)别人怎么评价。

周浩:实际上,您的影响遍及全世界,您不会不知道吧?

怀斯曼:我听别人这样说过。事实上,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影响有多大。

周浩:您跟别的纪录片导演最不一样的是什么?

怀斯曼:我无法做出评论,因为像我所说过的,我不太看电影。即使看过,真的也很少。

周浩:那您应该意识到他们的风格与您的不一样?

怀斯曼:当然,我最崇敬的是纪录片导演马歇尔·欧佛斯(Marcel Ophuls)。他是一位伟大的纪录片导演。他影片的风格独特,他主要是采取人物采访的形式,而不是像我一样跟踪拍摄。他有几部作品是关于二战时期的法国。《悲伤与怜悯》,讲的是法国人与德国人的勾结。《旅馆终点站》讲的是里昂的一个盖世太保头子。《正义的记忆》讲的是纽伦堡审判。


周浩:一百年后,人们若想了解美国的过去,也许人们不会去看今天好莱坞的片子,而是去找怀斯曼的片子,您对此有什么评价?

怀斯曼:我希望如此。但我无法预测未来。

周浩:有人说“直接电影”是幼稚的,是自欺欺人,您认同?

怀斯曼:那得看情况,在虚构电影里,导演告诉演员该怎么做,在纪录片里,导演不那样做,而只是让摄影机运作拍摄。在我的片子里,剪辑工作可定乾坤,它决定一部片子的存活。

周浩:您的纪录片是相对的真实,还是经您剪辑后的真实?

怀斯曼:这全凭每个人的主观看法。在此前提下,根据我在拍摄现场的经历和我对资料进行的长期研究,我尽力地做到公正地反映事实。所以,我不愿用“客观”这个词,而是用“公正”。我不想辩论我的影片是否真实,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识。

周浩:那您影片的“公正”是按您自己标准的公正?

怀斯曼:是。它怎么可能是别人的标准呢?

周浩:有人指责过您的这种“公正”?您的公正是大众的“公正”吗?

怀斯曼:首先,每个人的经历不同。除了那些在拍摄地点上班的人之外,没有人在那里花8个星期,或者花1年的时间研究有关资料。的确,我得制造一种虚幻的“公正性”,但没人指责过我电影不公正。

周浩:在一个机构中,如果您看到您不满意的事情,您会用什么态度来处理?冷眼旁观,还是挺身而出?

怀斯曼:我从不干涉,因为那不是我分内职责,否则,人们会认为我自作聪明,自以为内行。我在现场只拍摄电影,不干别的。

周浩:您说过您从不愿意低估观众的欣赏能力,您一直将观众认为是与自己一样聪明的人,所以做片子时不会“就低”?

怀斯曼:我不知应该如何看顾观众,我甚至搞不懂自己,当我在1967年制作一部电影时,我怎么能预测2007年在中国,人们怎么看这部片子?我不知道观众的知识背景、兴趣,也不知道中国监狱的状况。当你一旦开始考虑观众,你就会卷入好莱坞典型的做法———篡改资料以求迎合最低的口味共识。我不会这样做。我的假设是无论看我片子的是什么样的人,他们都是和我一样聪明或愚蠢。

周浩:我们知道,至今,您只在国外拍摄过一部片子。您接受过其他国家的拍片邀请吗?

怀斯曼:我是不因邀请而拍片,而是根据我想拍摄的人物。我也讲法语。我的风格是我只去我精通当地语言的地方拍片,我无法想像我如何能去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拍片。因为我语言不通,即使我的片子没有对话,我也无法知道我对文化,哪怕是一些身体姿式的解释是否正确。

周浩:您说过您的影片不是在“曝光”,但我仍然把它们理解为一种深层次的“曝光”。您对此有什么看法?

怀斯曼:我的影片是“曝光”,而不是论文性影片——试图证明某些糟糕的事情在发生,应该加以阻止。我的影片是就一些复杂问题进行深入综合分析。例如,我的影片,《提提卡蠢事》是有教育意义的。我的影片不是为了促进社会变革。

向小说学习讲故事

周浩:您是一个很自我的人,也不在乎别人是怎样看,您对像我这样的后辈纪录片制作者有何忠告?

怀斯曼:研究诗歌。因为诗人知道如何思考,如何运用象征和语言,如何运用类比。好诗既悦目又爽口。纪录片制作人要懂得如何用观感来表现一个复杂的问题,就得知道如何像诗人一样来思维。

周浩:您喜欢的诗人是谁?

怀斯曼:罗伯特·弗洛斯特。正如好的诗人知道如何使用比喻,好的纪录片导演不是仅仅摄取一个好的镜头,他应该懂得那个镜头所代表的涵义,应该训练他的头脑,从经历中提炼涵义。要做到这点,他应该学习诗歌。我认为诗歌是人类经历的最佳表达方式。纪录片是关于人。你应从它所讲述的故事里提取含义和比喻。你得分析人物的行为举止。当我在一个现场拍摄,倾听人物的对话,我得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我要做到这点,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研究文学。

周浩:您会向我推荐哪部小说?

怀斯曼:并不是哪一部具体的小说,而是你要广泛地阅读。我最喜欢的美国作家是19世纪的亨利·詹姆斯、霍桑。英国作家我喜欢狄更斯。我还很喜欢美国当代作家,比如,菲利浦·罗斯、SAW BELLO

周浩:您能给我举个例子,哪部小说对您的纪录片有影响?

怀斯曼:小说和我的片子制作没有直接联系。我从小说里学会欣赏,故事是如何被讲述的,如何选择语言。作家和影片制作人面临同样的问题——人物的性格化、时间的流逝、人物的抽象化。我学习戏剧、小说和诗歌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,然后学会运用到我的影片里。

周浩:您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?

怀斯曼:匈牙利作家乔治·康瑞德写了一部关于布达佩斯社会福利中心的小说,我是在拍完我的《社会福利》后才读到康瑞德的小说。他的小说与我的电影涉及同样的人物境况。惟一的区别是他的小说里人物有匈牙利名字。小说是用语言来描述问题,而我的电影则是利用画面和声音来展示问题。

周浩:您在上法学院时就在看小说,那时就不想学法律,想拍电影?

怀斯曼:当时对于将来拍电影,只是一个模糊的感觉,我一直对拍电影感兴趣。很小的时候,我就制作过8毫米的胶片,但我从来没想过以此为生,直到三十出头时,我不喜欢在法学院教书的工作。决定干自己喜欢的事,当时只是我感觉自己喜欢电影。

周浩:您更像一个社会学者,而不像电影工作者,您对此有何想法?

怀斯曼:我不这样认为,因为我喜欢电影的唯美方面,我对中国的社会学者不了解。但在美国,社会学者写的东西晦涩难懂。我努力使我的电影看起来很美。

周浩:您一直在研究人,到现在有什么结论吗?

怀斯曼:我希望我知道这个答案,但我最多只能建议你去看我的电影,在里面找答案。

周浩: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去,您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墓志铭?

怀斯曼:我不知道。起码我不想我的墓志铭提到我的电影。因为它们太复杂,不是几句话就可以概括的。如果是好电影,不用我说,电影自己会证明。电影一旦拍完,不必靠我来解释。我认为我通过我的剪辑的方式,已经将我的观点在电影院里清楚地表现出来了。但由于各人经历相异,各人对电影的解释也是不同的,但那并不是电影的失败。

周浩:如果要拍摄一部4个小时叫《美国》的纪录片,您认为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?

怀斯曼:如果这样,那也太狂妄自大了吧。

周浩:您的名声越来越大,您进入一个机构是容易了还是困难了?

怀斯曼:在拍摄第一部片子时最难,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得到批准。打那以后,一直就都很容易了。

周浩:拍摄了这么多片子,有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片子吗?

怀斯曼:我喜欢所有的片子,就像父亲喜欢他们所有的孩子一样。

周浩:中国有句俗话“百姓爱幺儿”,您会最喜欢最新片子吗?

怀斯曼:一个人是会最喜欢自己最新的片子,因为那是最近时间他最辛苦工作的成果。

周浩:您看起来很健康,计划再拍10部、20部片子?

怀斯曼:我还有许多事要做,今年夏天就要拍一部片子。拍纪录片就像一种运动,你得保持身体最佳状况。所以我坚持健身,骑自行车、散步。

周浩:您现在拍片跟十多年前有什么不一样吗?

怀斯曼:当然,我拍纪录片近四十年,学会了很多东西。首先,近十年,从技术上我学了很多,另外,我觉得自己学会了如何从电影的角度思维,自己在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上有所提高。那同律师和医生的思维是不同的。


本文采访:周浩。来源:南方周末